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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志诚: 我与中国特色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9-12-07 14:59:15 来源:温州市历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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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童年

1928年农历十月十九日(阳历11月30日)我诞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江南区白沙乡二河村(今属苍南县龙港镇)。祖籍白沙乡章良村,该村均为章姓。20世纪20年代初由章良村迁居二河村。章良村与二河村之间仅隔一条小河(称第三河),相距甚近。二河村,以陈姓居多,叶姓、李姓、章姓、黄姓等次之。

祖父高增公,生于清同治庚午年(1870),两兄弟,高增公为老大,弱冠之年,习木匠,技艺高超,常为村民造屋、制木床;高发公居二,无子,一生务农。父亲道准,两兄弟,父为老大,道芝为老二,为高发公嗣子。祖、父辈历代以木工、务农、晒盐为业,过着清苦的生活。

白沙乡二河村、缪家桥村是革命老区。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张培农、叶廷鹏、吴信直等人在白沙乡缪家桥、二河、章良等村领导农、盐民运动,组织白沙乡农盐民协会,我父亲及其胞弟也在二河村成立农盐民协会,分别被选当协会会长、副会长,积极参加张培农、叶廷鹏、吴信直等领导的一切革命活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史称“四?一二”反共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史称“七?一五”反共政变。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分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平阳县江南区白沙乡的农盐民运动遭到严重曲折。

1930年7月8日,中共平阳县委书记吴信直在永嘉县梧埏乡慈湖村被叛徒出卖,遭敌人逮捕,先被关押在温州监狱,后转解到杭州监狱。

1931年1月,我父亲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10月,吴信直在狱中被折磨而死。他死后,牵连白沙乡一批农盐民骨干分子,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1931年12月的一天,国民党警察12人,到我家中捉拿我父亲,声称他是“共党分子”,参加“反革命”活动。幸而我父亲早已逃之夭夭。警察抓捕扑空后,赖着不走,扬言要抓其家属子女,吓得我母亲浑身发抖。邻居见此情况,为我家代借12枚银元,发给每个警察一枚做所谓“草鞋钱”,他们才离去。

为避免敌人再来抓捕,我父亲丢掉二河村老家,租来河泥船星夜将全家老少密搬至鳌江下游南岸黄家蓬上涂厂一座茅舍暂时住下。

住在我老屋后东边轩间的二叔,怕自己被牵连以防意外,也租来河泥船举家密搬至鳌江下游南岸新美洲搭建茅舍暂住。

难兄难弟搬迁涂厂、新美洲,相邻相伴,互相沟通,不但继续革命如此,而且开辟荒地,种西瓜、番薯、晒盐也如此。

时年仅4岁的我,随父母亲来到这个凄凉的涂厂地方,过着贫苦的幼年生活。回忆童年,记忆犹新的是,我成长的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年代。1931年“九?一八”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江南政治危机深重。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地处鳌江下游鳌江口的新美洲、涂厂的百姓,人心惶惶,担心鳌江口被日本侵略者封锁,物资运不出,渔民捕不到鱼虾,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人烟稀少、凄凉的涂厂,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内地余家墓一位余先生和他的儿子前来涂厂,在一座佛殿东侧长廊开辟一个简陋的教室,举办一所短期学校。全班不到50人,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年龄最大的是16岁,最小的是8岁。我们选举年龄最大的陈正达同学当班长,他家住新美洲陡门头,从他家到涂厂短期学校读书班,需步行半个多小时。我在这所短期学校接受启蒙教育,迄今难忘的是,当时没有算术课本,老师把算术题写在黑板上,叫每位同学在自带来的小粉牌上用毛笔计算;算毕,把自己的小粉牌送到老师的讲台桌上,由老师当场改、当场记分、当场发还小粉牌。国语课本,老师读一句,学生跟读一句。音乐课,老师讲唱抗日难民歌。这所短期学校办了一年就停办了。

涂厂短期小学停办后,获悉新美洲陡门头一所基督教堂开设小学二、三年级课程,我即刻转到基督教堂就读二年级。我家到陡门头需步行半个小时,下雨天,穿钉鞋或赤脚到学校。我在这所教堂读了两年半,就辍学了。

辍学谋生 

1940年冬,因家中吃口多,种瓜、晒盐、滩涂张小网捕鱼虾,经济收入少,生活困难,父亲决定,要我辍学谋生,去本邑江南区舥镇炉头村一家南货店当学徒。是年冬的一天上午,我大哥去鳌江镇买来两刀肉、三斤索面,领着我去该店拜师学艺。

这家南货店店名叫陈源发,开设舥炉头村。该店坐南朝北,店面阔约10来米,长约30多米,分店面、糕饼、镬灶、豆腐、猪栏等五间,后门直至大河畔。

我入店当学徒,寄人篱下,经常挨骂,暗中落泪。为了混饭吃,只得忍气吞声,坚持下去。

我入店第一年,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文化低劣,只能为店里做些辅助工,如扫地、烧饭、端面盂汤、养猪等等。晚上睡店内地板上,挂着活动蚊帐。夜间,老鼠常爬我耳边而过,这倒我不害怕,所害怕的是,抗日时期,霍乱病流行,常有人吐泻脱水而死。他们死后,死者家属做纸船,夜间敲锣、击鼓,将“纸船”送到海边烧毁,以保平安。每当我听到这些送“瘟神”的锣鼓声时,毛发悚然,用双手瞒着两耳!

入店第二年,我稍大,与店中老板、老师交往增多,对有些不懂的问题,敢于向他们请教,如当时秤东西用十六两秤,而不是现在使用的十两秤,需要学会斤求两、两求斤的计算方法,而且算盘要运用自如,这是其一。 其二,还要牢记24个气节,学会天干、地支等基本常识。当时柜台老板之一刘化和先生,这方面知识很丰富,他教我对天干、地支组合排列方法和“六十甲子”的计算等常识。其三,开始充当糕饼老师、豆腐老师的助手,如农历七月十五节日一到,糕饼老师做麻巧、八月十五中秋节做月饼等,都叫我做助手,操作炭火的烤盘,把麻巧、月饼烤出来。又如做豆腐,一旦豆腐老师患病请假,我往往独自操作把豆腐做出两三板,供应市民早餐购买。这些简单的手艺我一一学会,迄今牢记难忘。

入店第三年,我独自站柜台出售南北货,运用算盘算帐;煮饭、烹饪,样样都会。

通过上述三年学徒生涯,获益匪浅。我主要收获有四点:一是,懂得待人接客要有礼貌;二是,与人家交往要讲信用;三是要尊敬老师、长辈;四是不要贪小便宜。但在这三年学徒生涯中,也使我深刻认识到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质。别的不说,我在这家店辛辛苦苦干了三年多时间,老板没有给我一份报酬,使我衣衫褴褛,犹如乞丐,忆当年的学徒生涯,是何等悲痛啊!

 复学圆梦 

1944年春,三年学徒期满,我离开陈源发南货店。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中华大地常遭日本飞机轰炸。虽然,日寇的铁蹄未及江南区全部乡村、山区,但百姓已饱尝霍乱、贫困之苦。不说别的,就说我的舅母(芦浦儒桥头村)、姨母(鉴后垟村)都死在霍乱病中。在这抗战、乱世之时,寻找谋生之路,谈何容易?最后,我反复考虑,毅然决定,复学读书,决心把自己在做学徒荒废掉的三年多宝贵时间挽回过来,迎头赶上,实现自己的复学梦想。

高小一年

1944年春,我开始复习高小五年级的算术、语文,通过3个多月的复习,于是年7月中旬赴白沙乡刘店刘尚民为校长的南监场盐工子弟学校参加插班六上年级的考试,幸而被录取,真是喜从天降!

1945年2月,原在白沙乡南监场盐工子弟学校任教的一批名师被本邑江南区中心小学聘请去任教,我们闻悉,也转学随名师到宜山镇江南区中心小学就读六下年级,但我家离宜山镇5公里左右,必须住校就读,需付一点住宿费。多一分付出,多得一份收获。1945年7月,我拿到了平阳县江南区中心小学毕业文凭。

我高小毕业之时,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日。我和同村同班同学陈肇孙于1945年7月赴鳌江乘航船沿江而上至北港水头镇平阳县南雁初级中学(今平阳二中)投考,途中历时7个小时。考后半个月, 我俩收到录取通知书,无比快乐,但能否成行,喜中有忧。

初中三年

平阳县南雁初级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学费比公立中学高,家庭经济能否负担得起?我非常担忧,而陈肇孙同学家庭经济条件比我家好,学费缴得起。正当我担忧、愁眉不展之时,父母亲和兄弟一致表示:支持我去北港水头镇读初中。我非常感谢父母和兄弟对我的支持,我向他们表态:一定认真读书,决不辜负父母、兄弟对我的期望。

平阳南雁初级中学地处北港山区,比较安全。因此在外地一些大学或中学执教的教授、著名教师回乡留在这所中学任教。不过,我来这所中学读书时,已是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后半个多月,不少原在该校执教的外地名师尚未离去,可以说,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所初级中学的师资队伍仍是手屈一指的。

我有幸进这所中学读书,一是听从老师的教导,团结同学,实现自己复学的梦想。

我家去北港水头镇读书,需要从江南方岩渡江至鳌江镇船埠头候潮涨乘航船顺流而上;或者步行至湖前直鉴河船埠头候潮涨乘航船顺流而上,抵达水头镇一般都要六、七个小时。那时交通十分不便,但我去北港水头镇求学也不觉得麻烦与劳累。

抗日战争或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南雁中学任教的老师,教学非常认真,爱生如子;而同学们尊敬老师,勤奋学习。我读初一年级时,任教我班的语文老师是林次瞻,读初二年级时,语文老师是钱衍;读初三年级时,语文老师是赵文祥。这三位语文老师每教一节古文,要求学生能背得来。我遵照老师的要求,把许多古文都背来,久而久之,古文中的许多美丽句子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做作文时用它几句,可以增添文彩。

任教我班的英语老师和语文老师一样,每教一节英语,要求同学们不但记住生字,而且要把原文背来。我遵照英语老师的教导和要求,每天早晨,拿着英语课本到学校后门外的溪边背诵。英语背熟了,考试成绩即可获优。迄今我还记得,在我初读二时,全校举行两次英语朗诵比赛,全班同学推选我报名参加。第一次朗诵比赛获三等奖;第二次参加朗诵比赛获二等奖。这标明,我朗诵英语有进步,但还不是最佳,必须继续努力读好英语课。

除认真学好语文、英语、历史、地理、公民、美术、音乐、体育等课外,还要认真学好数学、物理、化学及动植物等课。这是考高中的基础课。回顾自己从1945年9月进校到1948年初中毕业,各门课的成绩均在80—85分以上。

普师三年

1948年7月,我赴浙江平阳县万全区郑楼乡报考省立温州师范学校普师部。当时,普师部招收三个班:两个普师班,各招50名;一个劳美班50名。我有幸考取这所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普师部。1948年9月开学后,普师部两个班,分为甲、乙两班;甲班是男女混合编,50名;乙班都是男同学,50名。我被编入乙班就读。当时,简师部尚有未毕业学生,但简师早几年就停招了。

郑楼,地处平阳万全区水网地带,河流交错,船只往来如梭,交通便利,向北直通瑞安县南码道,向西南直通平阳县城北门;向南5华里是林垟镇,温师附小设在这个镇,除该镇设附小外,还在郑楼学校所在地与离郑楼2里的张家阁各设一所附小,作为普师生见习或实习的基地。因为普师或简师毕业的学生,通过见习或实习,使之成为高小和初小年级合格的教师。

1948年9月,我进入省立温州师范普师部就读开始,至1949年1月,温州师范学校校长是伍敏行, 教务主任是王崇玉,训育主任是王开文,事务主任是张壬;语文老师唐云垂兼我们乙班班主任;算术老师项启中,军训老师杨中柱,心理学老师张慈恩。1949年2月至7月,温州师范学校校长董服群,教务主任项景育,兼教我们乙班数学;训育主任王鸿亨,兼教我们乙班生物学;语文老师王竑光兼我们乙班班主任。这一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而浙南革命形势也发生巨大变化。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一些进步学生参加地下党组织;《浙南周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腊板刻的油印本已秘密传到同学手中,许多进步同学已知道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彻底崩溃,全国革命胜利在望。因此,在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后,许多同学不告而别,奔赴浙南游击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

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5月10日瑞安县城和平解放;5月12日凌晨3时许,我和本班六七个同学带着“迎接工农子弟兵进城”等标语,赴平阳县城迎接解放。上午9时许集中县昆阳小学操场听安邦同志讲话,温师普师部项显启同学代表温师地下党组织讲话。项显启讲话后,我问他:“我是否随浙南游击纵队去工作?”他说:“你必须留校抓学运农运工作。这是党组织决定!”中午我们集中平阳县立中学吃中餐,吃罢中餐,听温师普师部杨崇湖同学教唱《跟共产党走》、《解放区的天》(未说歌名)两只革命歌曲,下午3时30分返校。

平阳县城解放后,郑楼乡村百姓欢欣鼓舞,学校师生思想动荡,不知今后何去何从?老师上课心神不定,学生听课思想分散,有人快乐,有人担忧,大家都在思考着自己的前途与命运。鉴于此种情况,学校便提前放暑假。

我回家后,呆了近一个月,获悉平阳县江南区区委在宜山镇举办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我便带同村陈肇孙同学和邻村下东庄村陈万吼三人去江南区委“青训班”报到,被江南区委编入魏王玑班学习。学习期间,听取区委副书记、区长林克己,蔡鸣珊、方志远等同志的政治形势报告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故事,学习途中想起原温师地下党项显启同志叫我留校做好学运、农运工作决定,便向江南区委申请返校工作的要求,区委林克己同志批准我的要求,我于7月上旬返郑楼温师做学运农运工作。8月间,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李元勋同志接管温师,成立校务委员会,我为校务委员。温师提前开学后,全校举行选举温州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马锡鉴老师主持大会选举,学生代表上讲台演讲,我说:“选举必须公平、公正,不要有同乡观念,班级观念,当选者必须全心全意为同学们服务!”大家热烈鼓掌。最后请举手表决,大会一致通过。我被选为温州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

1949年8月,校长李元勋,教导主任张慈恩,马锡鉴老师担任我班班主任,兼教我班语文。他平易近人,爱惜学生,教学认真,批改作文,字迹端正,学生向他请教问题,他非常耐心,不厌其烦。同学们称他是好老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西南地区和福建沿海地区尚未解放,阶级斗争仍然尖锐、复杂。学校领导通知我赴平阳县城听取平阳团工委王毅同志传达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重大新闻。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挥动电钮,升起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接着,举行阅兵仪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受阅部队。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举行热烈庆祝活动。

1949年11月25日至30日,第五专区首届青年团代表、学生代表会议(简称团代会、学代会)在温州市城区(今鹿城区)召开。温州地区各中等学校成立学生代表团。我为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代表分团团长,率领温师学生代表赴温州市城区参加团代、学代会议。中共平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黄嘉斌同志为全县总团长,由他率全县各代表分团出席这次大会。

第五专区首届团代、学代会议在温州市五马街大众剧院举行,会议听取李培南、龙跃、王林芳等同志的报告。会议期间,黄嘉斌同志动员学生代表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带头申请并动员学生代表加入。我的入团介绍人,是温州师范普师部杨崇湖和平阳县团委陈奕铨同志。因为我是温州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故入团后即被批准为正式团员。11月30日下午,与会的全体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在温州市中山公园举行入团宣誓大会,并摄影留念。

第五专区团代、学代会议胜利闭幕后,我率代表团返校。返校第二天,向全校同学传达团代、学代会议精神,并向当时代表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温师的小组长(校长)李元勋汇报和建立温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的建议。李元勋校长表示同意。当时,温师普师部已有两名平阳解放前入党的中共党员:一名是本班同学颜贻酬,一名是比我低一年的女同学周松菊。我与他(她)俩商议后,于当年12月成立新民主主义温师团支部,推选周松菊为团支部书记,颜贻酬为团支部组织委员,章志诚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1950年2月,放寒假期间,平阳县团工委举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培训班,温师领导通知我前往参加。除参加青年团培训外,温师所在地——郑楼乡农村开展治虫宣传活动,学校也通知我前往参加。使我成为同学中一位大忙人。

1950年上半年,学校课程增加,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等,若没有听课,数、理、化课的题目就难以解答。因此,必须抓紧学习,牺牲休息时间,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作业。

1950年下半年,徐步奎(徐朔方)老师兼我班班主任,执教我班语文课。他是学校的名师之一,每天早晨起来除打太极拳锻炼身体外,朗读俄语,课余时间研究元曲。步奎先生和夫人杨笑梅注释汤显祖著作:《牡丹亭》。该校注本被列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

1950年10月,温师领导动员普师三年级同学参加郑楼乡土地改革工作。我班陈继星、赵钦岩、徐忠忠和我报名参加。当时平阳县委任命周希贺同志为郑楼乡土改工作队队长,任命温师政治老师王从廉、物理老师叶仲荣为郑楼乡土改工作队副队长,我和陈继星为郑楼乡河交大村土改工作组正、副组长。土改工作队进村前,集中万全区临区乡三大寮区公所机关培训三个多星期,主要是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研究土改方针、政策、方法、步骤以及土改路线,依靠对象。培训结束后,我们土改小组于1950年11月进驻郑楼乡河交大村,住在河交大村祠堂里,晚上睡在地板上,每天煮饭、烧菜自己动手。

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工作方法上,必须要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把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使他们在打倒地主阶级斗争实践中提高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真正相信自己的力量,实现当家作主。

在河交大村进行土地改革,历时4个月。1951年3月下旬返校读书。

为了把自己在土改4个月荒废了的读书时间补上去,我们以土改的工作精神,日以继夜地到教室复习功课,遇到难题,请教同学和老师。与此同时,每天认真听课,迎接普师毕业考试。经过三个月的积极努力,参加学校毕业考试,各门功课成绩优良。1951年7月,我领到了浙江省立师范学校普师毕业文凭。这张毕业文凭迄今尚保存完好,永作纪念。 

参加工作 

长风破浪正当时。我于1951年7月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普师部毕业时,温州专署文教科向温州师范学校要几名普师部毕业的优秀生,我幸运被学校推荐到温州专员公署文教科工作。是年8月8日立秋,天气炎热,我从白沙乡二河村(今苍南县龙港镇)乘船到温州报到,途中历时近两天。

当时温州专员公署文教科科长是汤少林、副科长是张扩夫,文教科干事有丁炜(中共温州地委书记李铁锋夫人)、李文治、宋静文、张利民等十多人。我报到后,文教科布置我和一个从永嘉县调来的高中毕业生陈琴鹤,到永嘉县梧埏乡(今属瓯海区)农村调查农民中的文盲、半文盲等状况,旨在为文教科举办冬师培训班、开展扫盲运动提供材料依据。

国庆节前,我和陈琴鹤从永嘉梧埏乡返回文教科,即刻写调查报告,并向文教科分管的领导回报。国庆节后,陈琴鹤同志回永嘉县工作,我被调地委干校文教班学习。地委干校设在信河街应道观巷。参加文教班学习的学员50多人,班主任廖仲可,河南省人。我在文教班学习一个多月后,又被文教科调到冬师培训班工作。冬师培训班设在温州城区(今温州市鹿城区)原温州艺文中学。校址在海坛山西麓。冬师培训班班主任是应之春同志(中共温州地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副主任许明发,平阳县调来;组织干事罗紫东,总务汤湘国,司务章志诚。冬学教师由各县教育局推荐。冬师参加培训后,其主要任务,就是对本乡农民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帮助农民摘掉文盲帽子,做新中国有文化知识的农民。

冬师培训班培训结束后,各奔前程。应之春和罗紫东分别返回温州地委宣传部与地委组织部;我和许明发、汤相国三人到温州地委干校参加整风学习。学习过程是:首先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提高认识,联系思想,自我检查,然后相互提意见,逐个通过。整风学习结束后,正逢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因工作需要,我又被调到地委干校第四班班部工作。该班班主任是张瑜同志(地委干校校部主任董锐同志夫人),副班主任是黄广同志(文成县人),班部干事有陈麟振、叶乃桐、方建甫、傅维雄、章志诚等人。

所谓“三反”,就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所谓“五反”,就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参加这次“三反”、“五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温州地市、党政机关干部和私营工商业部门干部。这场斗争,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以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斗争中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加以处理,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我们四班有个学员,解放前在某某银行工作,有贪污嫌疑,运动开展后,他思想顾虑重重。针对他的思想顾虑,打“虎”队队员向他政策开导,阐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同时,在每天早晨吃早餐前,集中唱《反贪污》歌曲:“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选:一条光明,一条黑暗,……。”大造舆论声势。最后,这位学员交代了在解放温州前夕,私贪黄金14两。学员询问他黄金藏在何处?要他即刻回家去拿。他要班干部随同他到家中去拿。我们叫警卫班同志随同他家去拿。这位学员把黄金14两送交地委干校校部。大家看到打“老虎”的成果后,更加坚定“三反”、“五反”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天上午,校部在大礼堂召开批斗“老虎”大会,进一步动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根据第四班学员主动坦白、交出贪污黄金的表现,校部意见:免予刑事处理。这位学员感动得流泪,感谢党和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表示痛改前非,保证今后不再重犯,一定廉洁奉公,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虽然出现了一些过“左”现象,但从总体看,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我被调到地委干部三部工作。三部机关设在信河街丁字桥巷,与应道观巷干校总部相距不到100米。三部主任周申生;三部教育干事有陈麟振、章志诚;生活干事陈锡光。我们的职责是,在培训对象确定后,如何进行培训,草拟教育计划、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活动时间安排表等,提供部主任研究参考。

1952年暑假,地委干校培训温州地区县、镇中心小学校长,时间40余天。学习结束前,对每个学员进行鉴定。培训班结束后,校部又集中校部干部进行学习,交流思想,总结经验,为下一步培训教师奠定思想基础。

1952年冬,地委干校校部决定,举办小学教师培训班,班部主任系温州地委宣传部周某,我又被抽调到小学教师培训班工作,并宣布我为行政股股长,负责培训班后勤工作。当时,培训班班部设在温州四中前面九山河畔八角楼楼上,学员住在温州四中学生宿舍。学习对象都是乐清来的小学教师,有的女教怀孕已经七八个月了也前来参加学习。在举办这期教师培训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第一事,煮饭借用部队的行军锅,用木柴烧,有一天早晨,柴火过猛,炊事员把粥烧焦了,学员提意见。班主任周某把我叫去狠狠地批了一顿,说我没有把伙食管好;第二件事,一个女学员怀孕九个月了,夜间叫肚痛,急需把她送到医院产妇科去分娩。回忆这两件事,解放初期,我们的工作条件如何之差,一般领导干部架子如此之大,谁反对,谁吃亏,那时候,你只得忍气吞声,服从命令听指挥,坚持干工作

1953年年初,地委干校完成干部、教师培训任务后,我被调回专员公署文教科。当时,人才匮乏,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较少。我奉调永嘉县头陀寺温州农业中等技术学校(后改为永嘉农业中等技术学校)任政治辅导员、分管人事,担任一个班语文课,兼班主任。当时农校校长是王儒霖,党支部书记是姚淑嬉(女)、教导主任是林心清,教师有游仁逵,叶正棪、王宏法、陈圣范、林行芝,总务主任潘大平等等。1953年7月,温州农业中等技术学校首届毕业生50余人,由我整理档案,经学校领导审定后,由我把档案送杭州省农林厅分配。

1953年9月,因温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急需数学、语文教师,温州专署文教科把我和时任农校总务主任潘大平二人,从永嘉农业中等技术学校调到温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任教。我执教数学,兼一个班班主任;潘大平执教一个班语文,也兼一个班班主任。我在温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执教一年。该校人事科通知我报考浙江师范学院,上高校深造。

1954年7月下旬,我赴杭州六和塔原之江大学参加考试。考试科目分语文、历史、地理三门。当时我报考历史专业。8月中旬,我接到浙江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

步入高校

浙江师范学院创办于1952年,它由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等合并而成,重建历史系。校址设在杭州体育场路。从创办浙江师范学院开始,向华东地区招收学生,历史系和历史科各招50名。系与科所不同的是:历史系纯招应届高中毕业生(含中等师范学校普师毕业生),而历史科以招调干生为主、包括小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和中等师范学校普师毕业生。1954年9月,我进校就读历史科时,浙师院已招三届历史系、三届历史科,而历史科两年制,已毕业一届;历史系首届学生尚未毕业。当时,历史系内名师荟萃,如沈炼之、段铮、毛昭晰、胡玉堂、沈镜如、黎之耀、徐规、倪士毅、张慕骞等等,我们历史科学14门课,其中有8门主课,即:马列主义基础、中国古代中世纪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革命史、世界近代现代史、心理学、教育学、绘图学(不考试计分)汉语基础知识(不考试计分)等,都是系与科合并上课,只有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等单独上课。每周上30节,而历史系每周上14节或15节。此外,还设教育实习基地,定点杭州一中(今杭州中学),实习四个星期。当时我被分配实习高三中国近代史,向学生讲授“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一章三节)。

教育实习结束后,返校参加毕业考试。当时,考试采用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记分法,我除了世界古代史考及格(原因是,我患阑尾炎住浙江医院做切除手术出问题,而住院20天没有听课)外,其他各门功课口试或笔试的成绩,都是优良。因此,我被浙江省文教厅分配为高中教师。

回顾自己在浙师院学习历史专业和教育实习中,有哪些方面得到提高呢?主要有:首先学到了古今中外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这是我入高校前所没有的;其次,学习中国历史要籍及其基本内容,这也是我入高校前所欠缺的;其三,学习了中国古代、近代历史地图和世界古代、近代历史地图知识及其绘图的几种方法。这也是我入高校前所不足的。总之,入高校深造后,当高级中学一个历史教师,不仅史学知识充实了,而且也为我今后研究历史和哲学思想奠定了良好基础。

教书育人

1956年7月,我被浙江省文教厅分配为高中教师,返温州工作。我到温州后,持省文教厅介绍信到温州市教育局人事科报到。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林文珍同志叫我过两天再来找她。遵嘱两天后去找林科长时,她对我说:“把你分配市教育局教研室工作,兼教市教师进修学校(温州教师进修学院前身)一个班中国古代史课。”我在市教育局教研究室工作半年后,即于1957年1月,奉调温州一中(今温州中学)工作。该校教导主任朱鹏先生分配我执教中国现代史兼高三(4)班班主任,教高三六个班,每周上18节课。和我同教材的另一位教师毛锦生兼高三一个班班主任,教高三六个班,每周也上18节课。

1957年7月高三段学生毕业后,学校教导处分配我兼高三(5)班班主任,兼教高三六个班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课,每周仍是18节课。和我同教材的毛锦生先生兼高三(4)班班主任,也兼教高三六个班课。我与毛先生经常相互听课,取长补短,力求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对报考大学文科的同学加强指导。

1958年7月高三段学生毕业后,学校教导处又分配我兼高三(3)班班主任,因史、地课取消,叫我改教政治课(今称思政课),除教高三(3)班一个班政治课外,兼教五年一贯制重点班四个班的政治课。

1958年9月,我接任高三(3)班班主任时,正逢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几千万人上山砍树挖煤,炼钢炼铁,并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我教了近4个月的高三(3)班和五年一贯制四个班的政治课后,全校高三段10个班的学生都停课,先后赴永嘉县楠溪砍树烧炭。全市烧炭队伍由市教育局正副局长率领,于12月30日晚从温州朔门码头乘小伙轮出发至永嘉县沙头镇上岸,从沙头镇步行至永嘉县岩头镇中学宿夜。第二天再步行到永嘉县与仙居县交界处黄坑底驻扎。我班男女学生50人,分组随烧炭师傅上山砍树烧炭:一种叫松炭,俗称:“焖乌”;一种叫硬炭,俗称叫“白龙”。烧炭长达一个月,再沿着老路返回沙头镇,乘小伙轮返回温州复课。值得一提的是,同学们在永嘉县山区一个月的砍树烧炭生活中,写下了一百余首的诗篇,由我保存整整半个世纪。2009年庆祝同学毕业50周年之时,我交给原温州一中高三(3)陈寿增同学修订成《前哨诗刊》,印发给每个与会同学一本,留作永久纪念。

1959年7月,高三(3)学生毕业后,我调本校高一段(设在原温州六中[实验中学])担任分部负责人,兼高一段高一(3)重点班班主任,执教高一4个班的政治课,每周12节。次年9月,调任温州一中初中部部主任,兼教4个班政治课,每周12节,直至1961年12月止,离开教坛,结束教书育人之职责。

在教育战线上从事高初中教学五年半中,在我人生道路上虽然较短,但确实收获不小。就个人收获而言:把自己过去在大学所学的古今中外历史,通过教学形式,进一步得到巩固,并扩大了视野;这是其一。其二,我担任三届高三年级班主任、兼教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以及政治课所培养的大批学生考上各类重点大学和普通大专学校,他们毕业后成材、为国家建设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令我感到自豪与欣慰。其三,在教书育人过程中,也有值得总结和应汲取的教训,主要是:有些成绩优异的男女学生因社会关系复杂或出身成份不好未被高校录取,造成人才浪费,深感遗憾。其四,在教学实践中,我发现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学者还不多,于是我在1957年时就确定研究辛亥革命。当时我花18元购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1至8册)之后,不断积累这方面资料,形成辛亥革命资料库,为研究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从政生涯

1962年1月,我从温州一中奉调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工作。当时,市委机关设在温州市鹿城区墨池坊1号大院子内,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工交部、市委财贸部等单位均驻在这里。而市委宣传部设组织科、理论科、宣传科、文教卫体科四个科室。其中宣传科工作干部最多:正副科长2人,宣传干事8人,分两套班子:一套抓城市宣传;一套抓农村宣传。市委宣传部组织科,分管市区文教卫体各局(委)人事任免工作。市委宣传部正副部长三位:正部长刘展如,副部长潘耀庭、朱仁禺。正副部长的分工是:刘展如部长抓全面工作;潘耀庭副部长抓农村宣传工作;朱仁禺副部长抓城市文教卫体宣传工作。他们明确分工,定期汇报、交流,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与任务,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开展宣传工作。

我到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年代,正是台湾国民党妄图反攻大陆的年代。温州地处浙江东南部,是海防前哨,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派遣股匪偷渡潜入大陆深山老林。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为使广大工人群众不吃二遍苦,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根据市委的部署,抽调宣传科科长和干事下工厂企业,对工人群众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我随市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王忠万到国营温州针织厂、温州皮鞋厂等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协助厂党委、工会,向工人群众讲述阶级斗争形势,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当时,市委书记崔振华也深入生产第一线,抓阶级教育。

面临台湾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形势,我党高度警惕,做好各方防御准备。1962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27军开到温州地区,军部机关驻在墨池坊中共温州市委机关所在地。市机关干部坚守机关待命,配合市委应急需要。后来,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中国人民解放军27军才撤离温州。

下厂“三同”

1963年初夏,我随市委派遣的工作组到西山温州瓷器厂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交通不便。我从家中(当时住在温州市信河街嘉会里巷)步行至西山瓷器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那时我年轻力壮,路远也不害怕。

温州瓷器厂创办于1939年。创办人是温州民族资本家吴百亨先生。开办时,雇用5个日本工程师,工厂规模从小到大。1963年初夏,我进厂时,全厂干部、职工700余人。温州陶瓷研究所设立在厂内。我在该厂“三同”一年期间,和厂部秘书林承兴等人为温州瓷器厂编写了厂史、撰写了工人回忆对比文章,发表在《浙南人众报》、《浙江日报》和《解放日报》上,受到市委领导,工厂干部职工的好评。

杭州“四清”

1964年11月,中共温州市委抽调全市500名干部,组成省委社教工作团温州分团,由中共温州市委书记崔振华率团赴杭州市江干区搞社教运动。我又被组织抽调参加这次社教运动。开始我被分配在省委社教工作团巡视组工作,组长伏庆祥同志,后被调团部搞社教通讯报道工作。在团部机关工作期间,接触省委副书记吴宪秘书苏中模、尹明道,杭州市委书记周锋秘书傅森林,杭州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雄健(原在《杭州日报》当过编辑)等一批高档秘书,从中获益不少。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为贯彻中央《二十三条》,1965年春节前,省委工作团领导在杭州市政府招待所召开江干区社教工作团秘书班子会议,我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学习中央《二十三条》,总结前阶段江干区社教运动的经验与问题。通过学习,明确了这次运动的性质、重点、工作方法和搞好这次运动的标准,并明确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提法,一律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会议结束,我随温州社教分团工作队队员回温过春节。

春节后,我随温州社教分团全体工作队队员返杭州江干区社教工作团团部,仍然参加社教通讯报道工作。1965年7月中旬,江十区“四清”运动宣告胜利结束。7月19日,我随温州社教分团工作队返回温州。

温州“四清”

1965年8月,省委城市社教工作团温州分团成立,中共宁波市委书记葛仲倡同志为分团团长,省轻工业厅厅长翟翕武、省邮电局局长韩国立等为副团长,王忠眉同志任省委社教工作团温州分团办公室主任。社教分团团部设在温州市蛟翔巷市委党校(即今温州市老年干部活动中心)。当时,我又被分配到温州社教分团办公室工作。

温州“四清”工作队进驻有关单位后,社教分团副团长翟翕武同志下基层调查研究,需要一位同志跟他带路,当时团部办公室派我随翟翕武同志到工厂企业调查研究。1966年春节前,翟翕武同志回杭州过年,因他胃做过手术,身体虚弱,春节后就留在杭州疗养了。

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温州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群众纷纷来工作团反映问题。为此,温州社教分团成立“信访组”,由我和裘梦麟、范国源三人组成,我为“信访组”组长。当时群众来信来访所反映的突出问题是两个:一是反映1958年至1962年职工被精简后生活困难,要求复工;二是反映支青中一些青年要求回城就业。我们将这些来信来访的情况向温州城市社教分团团长葛仲倡汇报后,葛仲倡同志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视,认为温州精简职工问题突出,必须尽快予以解决,这是关系到职工的生活问题。于是,葛仲倡同志即刻请温州市委副书记英宜之、市二轻局局长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社教分团研究,抓紧落实被精简老职工的政策,安排他们回集体所有制工厂工作。根据团部领导的研究决定,分团办公室起草文件,很快地安排了一批被精简职工的就业问题。落实被精简职工的政策,不仅解决了被精简职工的生活困难,而且也缓和了职工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至于支青要求回城就业的问题,如何进行解决,温州社教分团团长葛仲倡正在考虑之中。

“十年动乱”

然而,正当温州“四青”运动步步深入之时,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中强调:“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他们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也要揭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的当天下午3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位同学即抛出第一张大字报,向北大党委宋硕、彭珮云等负责同志责问他(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时又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热烈欢呼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文章。8月5日,毛泽东同志又撰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开向全国发表后,神州大地,大字报即铺天盖地而来,纷纷揭批本单位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军队多兵种也同样贴出大字报,学校停课闹革命,中学生以上学生到社会串连,特别是大学生到全国各省、市、地机关煽风点火。9月5日,北京造反队5名温籍学生到温州地委门口张贴白对联:“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有朝一日,定被群众所厌弃;不当学生,只想当先生,不触灵魂,岂非咄咄怪事也。”横批是“何云何从”。9月7日,温州市区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引起社会秩序混乱。

社会上开展“四大”后,温州“四清”运动受到严重影响,但何时返回原机关?在未接到上级通知前,我们仍坚守岗位,把信访资料整理好、保管好。1966年10月中旬,我们奉命离开温州社教分团返回原单位——市委宣传部参加揭批查运动。

1968年12月,市机关干部进市“五七”干校参加斗、批、改。当时“五七”干校,设在市区窦妇桥温州师范学校,离我家较近。1971年5月,我被下放市近郊藤桥区区委任办事组组长;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叛国后,我第二次进市“五七”干校参加“批林整风”运动。当时,市“五七”干校设在景山莲花心。离我家较远,而且我还在山区工作。

1973年5月,温州市委组织部将我上调温州市委党校工作;同年10月调回市委宣传部宣传办公室工作。1976年10月下旬,“四人帮”粉碎后,我奉调市工交办公室(市工业经济委员会前身)工作。1977年我被市委任命为市工交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

学术研究

“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我利用晚间、星期天,自学《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等著作等等,没有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直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才步入辛亥革命研究。

1979年12月,我试写《美洲洪门与辛亥革命》一文,投寄《浙江学刊》编辑部,该刊编辑部回信,说拙稿有一定的分量,拟采用。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决定将贵稿放在1981年《浙江学刊》第1期刊布。拙稿在该刊发表后, 1981年2月22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对拙文的内容作了简介,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

随着研究辛亥革命领域的不断深入,发现有的学者发表的文章有疏漏,或者与辛亥革命史实不符等问题,我便写了《关于孙中山与美洲洪门的几个问题》一文,刊载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试刊)1982年第2期上。

正当我研究辛亥革命兴志勃勃之时,接到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省侨联)的通知。省侨联主席侯玉贞叫我承担研究温州华侨史。她说:“温州是浙江著名侨乡,也是全国著名侨乡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漫长历史中没有专人研究温州华侨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仍没有专人研究这个问题。而你住在温州,有条件研究这个问题。”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学文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也叫我研究温州华侨史,以填补温州历史上一项空白。我觉得省侨联主席和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说的话极是。于是,从1982年以后,我把研究辛亥革命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研究温州华侨史方面来。

那么,研究温州华侨史应从哪些方面入手?首先,学习华侨历史论著和侨务政策,弄清什么是华侨、华人、华裔?进而学习中西交通史料,了解中国古近代华侨出国的历史;第二,深入温州各县(市、区)重点侨乡调查研究,了解侨乡的形成、发展、华侨分布及其特点;第三,采访老华侨、老归侨,了解他们在国外谋生、经商、创业的历史和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第四,在调查重点侨乡和采访老华侨、老归侨的基础上,撰写重点侨乡调查报告和华侨华人人物传略。

1986年7月1日至3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我应邀出席大会,并向大会提交章志诚等三人署名的《浙江省文成县华侨简史》一文,刊载在《华侨历史》(试刊)1986年第4期上。

1989年4月25日至28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福建华侨历史学会、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研究院前身)、新加坡南洋学会联合举办的“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市鼓浪屿观海园旅行村举行。应邀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140余人。我也应邀参加这次研讨会,并向大会呈交《战后欧洲华侨华人经济变化初探》一文,分别刊载在《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英文论文)、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梁康生等主编的《华侨历史论丛》第五册与《浙江学刊》1989年第5期上。该论文荣获1989—1990年度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3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和汕头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联合在汕头大学举行“世界华侨华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国内外代表158名,分别来自世界五大洲19个国家和地区。我应邀参加这次研讨会,并呈交《战后欧洲华侨华人经济变化》一文。刊载于萧效钦、李定国主编的《世界华侨华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

1998年8月至9月,我利用自己两个女儿自费留学法国定居巴黎之便,和老伴杨媚媚赴法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五国调查考察了温州籍华侨及转国籍华人在欧洲谋生、创业历史,历时一个月,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同年10月28日至31日,由福建省侨办、晋江市政府、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共同组织“中国侨乡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应邀参加此次学术盛会。我也应邀参加这次盛会,并向大会提交《试论温州海外华侨华人与温州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文。会后,拙稿刊载于庄国土主编的《中国侨乡研究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中文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000年6月24日至10月17日,应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的邀请,我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今改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沈立新,先后调查考察了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葡萄牙等八国的大中小城市45座,采访了华侨、华人以及暂无居留证者共240余人。

在这次调查考察欧华社区期间,我俩应邀于2000年8月23日至24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了第八届欧洲华侨华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欧华联会”);8月25日至27日,又应邀赴德国柏林参加“全球华侨华人推进和平统一大会”。参加这两次大会,广泛接触了欧洲各国侨团领导人以及与会的一些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并与他们交流了中外文化思想,增进了友谊;同时也了解到欧洲华侨华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2001年8月中旬,在上海华东师大14楼召开“国际人口流动研讨会”,应邀国内外专家学者十多人,我应日本淑德大学社会学教授田岛淳子出资邀请参加这次研讨会。我向研讨会提交《关于欧洲新移民问题的探讨》一文,未出论文集。拙文刊载在《八桂侨刊》2001年第1期。

2001年,上海侨网为适应新时代与形势发展需要,出资筹办“上海龙脉华侨华人研究所”,邀请全国侨史专家学者周南京、丘立本、庄国土、赵和曼,全国侨联干部赵红英等莅会指导、庆贺!我也应邀参加这次成立大会。这次大会,不是以文会友,而是旧友重逢,大家格外亲切。会议期间,我随周南京、丘立本、赵和曼等专家学者前往浦东参加农艺园区。

2004年11月7日至10日,浙江省社科院、绍兴市社科院、绍兴市政协文史委联合举办纪念光复会成立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中、青专家学者50余人,还有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光复会领袖后裔。我和温师院副教授张洁应邀参加这次会议,并向大会提交《试析陶成章与孙中山的矛盾原因及其影响》一文,刊载在《光复会与民族觉醒——纪念光复会成立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2015年9月,是日本关东大地震92周年,也是温州、处州(今丽水)两地旅日华工在关东大地震期间惨遭杀害92周年。为纪念他们先辈在日本的亡灵,温州瓯海区五凤垟乡旅日遇难者遗属组织代表团一行8人赴日本进行悼念活动。我应中国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的邀请参加这次悼念活动。9月5日至7日,参观1923年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及吉林留日学生领袖、“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惨遭杀害的地址及“共济会”遗址。9月6日下午,我在悼念遇难中国、朝鲜(含韩国)华工纪念厅作专题演讲(提纲挈领地简介笔者论文),并向大会提交2.5万字的论文,2015年9月6日晚,中国上海918爱国网将我的演讲稿全文传播。

个人专著   

 

在我的一生尾声中,无单一的专业著作,只有从1981年至2011年5月之前的30年中,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或个别未发表的50多篇论文和侨史文章中,辑录40多篇成本人文集,被称之为“温州学人文选”。另外,我与温州城市大学执教历史专业的曹一宁副教授合著《温州商会与海内外温商》一书,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学文研究员为该书作序。

章志诚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我利用业余时间,联系以往积累的有关辛亥革命资料,作了一些研究,发表了有关辛亥革命的几篇论文。进而我对温州青田重点侨乡和与上海社科院沈立新研究员应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的邀请,对西、意、奥、德、荷、比、法、葡等8国的欧华社会进行历时4个月的调查考察,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发表在各类报刊上,受到海内外侨界的好评。但我认为,这些学术论文和温州、青田重点侨乡侨情调查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还不够理想,而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领导却对我这些学术成果十分重视,把它列入“温州学人文选”资助出版,令我万分感动,终生难忘。

本文集辑录了本人近30年来在各类侨刊上发表及温州、青田侨乡侨情调查研究的文章,计40多篇。这些文章,就其内容分类,大体可分为:“华侨与革命”、“华侨与经济”、“华侨与文化”、“侨史与侨情”、“侨难与交涉”、“探索与述评”等6个部分,合计,55万字。黄山书社2011年5月版。

温州商会与海内外温商

这部著作由我与温州城市大学副教授曹一宁合著。

这部合著的由来是:2009年曹一宁向温州大学世界温州人研究中心和温州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申报,于2010年1月被批准立项,但不给课题经费。

当时,我向研究中心申报《新编温州华侨史》,于2010年1月被研究中心批准立项,给我1万元启动经费。由于我和她申报的课题有着内在联系,故我和她合议,将两人申报的课题合并为一,定名为《温州商会与海内外温商研究》(出版时,我删去题目最后“研究”二字)。我认为合著此书,既有利于课题研究内容的扩大与深入,又符合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与温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提出温州经济“赶超发展、再创辉煌”的要求。

本课题篇目设置是:“绪论”下,分论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商会状况、资料收集与分类、构架与内容简介四个方面。

著述的指导思想与要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阐述温州商会产生的历史背景,突出反映近现代温州商会在招资引商、组织海内外温商回归创业中的积极作用;论述范围,涉及古代温州商业产生、发展历史和温州商会与海内外温州商会的情况。

除“绪论”和“大事记”外,正文共分九章:第一章:温州古代商业历史概述;第二章:温州商会的前身——温州府商务分会;第三章:永嘉县商会的主要活动;第四章:永嘉县商会与地方党政当局的关系;第五章: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的温州工商联;第六章:1979年至21世纪初的温州商会;第七章:全国异地温州商会的兴起与发展;第八章:海外温州商会兴起;第九章:海内外温商回归共创大业。以上九章,内容贯通古今,涉及海内外。全书,共38.8万字。中华书局2016年4月版。 

编志史集 

   从1989年12月至2018年12月。我奉命主编《温州市志》、《温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志》(简称市人大志)和受聘主编《温州华侨史》、《林环岛文集》等,历时29年。兹将各志、史、集(文集)编撰过程及内容简述如下:

温州市志

1986年6月,温州市修志机构建立后,组建修志班子,开展修志工作,到1989年12月,全市各承编单位完成的市志分志稿寥寥无几,修志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鉴于此种情况,温州市委、市人民政府于1990年2月,调整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修志班子。我被任命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温州市志》主编。为加快修志步伐,1991年4月,我建议市政府聘请了几位市志副主编。随着修志工作的开展和工作需要,我建议市政府再增聘了两位副主编和编辑人员,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修志队伍。与此同时,市志办为全市130多个承编单位的修志人员举办一次为期三天的培训班,向他们讲授修志的基本知识,修订市志编目;建立与健全地方志文献资料室;印发《方志编纂手册》;创办《温州市志通讯》,并对市志副主编和编辑人员进行明确分工,任务包干,各司其责,逐个发动,限期完成各卷编写任务。通过以上各项工作,修志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到1994年10月中旬止,完成《温州市志》稿,计98卷,500余万字。同年12月20日至22日,在市府小礼堂举行《温州市志》稿评审会。应邀参加这次评审会的有省志办领导、市志顾问、方志专家学者、温州市志正副主编和各县(市)志主编、温州市社会各界人士,共60多人。

《温州市志》稿自评审会后,集中市志副主编和编辑人员,经过一年六个月的全面总纂,调整篇目结构,处理市稿中的矛盾、交叉、重复等问题,进一步修正谬误,润色文字,于1996年10月完成了市志送审稿;11月16日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将送审稿上报省方志办审批;11月29日,省方志办以浙地办﹝1996﹞23号文件批准《温州市志》出版;12月29日,送北京中华书局审查。1997年初开始发排,1998年2月出版。全志共分16个门类、94卷;分上、中、下三册,合计443.4万字,共印5500册。

《温州市志》突出反映温州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如市志中册,设“区域特色经济门”卷26《温州模式》,受到著名方志学家、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仓修良的很高评价。他评述《温州市志》“温州模式”一文分别刊载在《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1期、2002年第2期上。2004年,《温州市志》荣获浙江省人民政府三等奖。

市人大志

2000年12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林同志,叫我主编《温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志》(以下简称市人大志),我情意难却。只得把我和上海社科院欧亚所(今改为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沈立新研究员应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邀请于2000年6月至10月赴欧洲8国调查考察欧华社会的资料暂不整理而搁在一边,先承担编修《市人大志》的任务。我虽然离开人大工作多年,但我已有编修《温州市志》的经验,工作一投入,就很快勾勒出编纂《市人大志》的篇目。

编纂《市人大志》和新修《温州市志》一样,编志队伍非常重要,它关系到修志的质量问题。当时,市人大志编纂委员会决定我为主编外,再聘任4位副主编、3位编辑,并聘任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胡显钦、原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李振宇为编审。这支队伍建立后首先制定《市人大志》篇目构架,共分七篇:第一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篇:市人大代表选举;第三篇: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第四篇:常务委员会;第五篇: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概况;第六篇:人物;第七篇:文件选辑。这个篇目构架经市人大志编纂委员会讨论认可后,召开编写市人大志正副主编、编辑人员会议,明确分工,各司其责。首先,收集资料。一是组织发动市人大常委会各委、办、处提供有关资料;二是阅档案。《市人大志》编辑部派吴岐同志到市档案馆查阅档案300多卷,复印文件资料2030余万字;并收集市六届至九届人大文件汇编24本,市人大常委会会刊143期,合计1068万余字。以上总计3100余万字。

在收集大量的资料基础上,我们从2001年5月开始,按照市人大志《凡例》要求,先编写《市人大志》资料长编150余万字;与此同时,发动各县(市、区)人大各自编写本县(市、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一章。为使各县(市、区)人大如何编写、少走弯路,特发给各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一个《编写提要》,并附某个县编写的范本供参考。

继而,我们对资料长编进行浓缩,去粗取精,加工提炼,形成《市人大志》初稿102万字。为确保志书质量,市人大志编纂委员会先后举行三次评审会:2002年12月20日至22日举行第一次评审会;2003年8月8日至10日举行第二次评审会;2003年10月30日举行终审会。通过上述三次评审,并根据与会的编委、顾问、编审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我们进行反复修改,核实资料,征集照片,力求志稿更加完善,切实做到图文并茂,符合志书质量要求。

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在各县(市、区)人大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经过市人大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和市人大志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历时三年整,五易其稿,最后形成终审稿,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签字送交北京中华书局审查出版。2004年3月,《市人大志》付梓问世,全志1056万字。

温州华侨史

1994年10月1日,温州市华侨华人研究所成立,聘任我为《温州华侨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温州华侨史》主编。当时,我还在主编《温州市志》,任务相当繁重,无暇兼顾《侨史》编写工作。但我在编纂《温州市志》前已对温州几个重点侨乡作了调查研究,积累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编纂《温州市志》期间,为编写《温州市志》华侨卷,又到各县(市、区)重点侨乡作了调查研究,积累了一批资料,为编写《温州华侨史》奠定了基础。

《温州华侨史》编写提纲,共设十一章、三十九节,呈交“温州市华侨华人研究所”领导、编委成员讨论。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赞同我设置的编写提纲,但他们提出必须补充一章《侨务机构和侨联组织》,该章下设《侨务办公室》、《温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及《侨务工作》三节。最后,《侨史》确定为十二章、四十二节。

根据《侨史》编写提纲和要求,组织写作班子,明确分工,各司其责,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于1998年6月中旬形成初稿。同年8月初,利用我赴法国看望两个留学女儿之便,对法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采访温州籍华侨和转籍的华人经营的中餐馆、皮鞋工场、服装批发商店、摆卖摊位等经营状况;同时,携带《温州华侨史》初稿征求上述国家部分侨领的意见。

1988年9月7日回国返温,次日,即向“温州市华侨华人研究所”有关领导汇报,并提出如何修改《侨史》的意见,经与会领导的反复讨论,统一认识,要求在1998年12月底前修改成定稿本。

经过三个多月日以继夜地反复修改,补充资料,润色文字,数易其稿,终于按时完成了《温州华侨史》的编写任务。1999年5月送交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温州华侨史》出版发行后,受到侨界、学术界的好评。2001年7月出版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著作学术卷》,将《温州华侨史》内容作了全面简介;2004年6月荣获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温州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类)提名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委、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原称欧亚所)沈立新研究员对《温州华侨史》写了《简评》,其标题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侨史专著——简评温州华侨史》。《简评》云:仔细拜读后,概括起来,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全书主线分明,脉络清晰;第二,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靠;第三,反映重点侨乡变化突出;第四,该书专立华侨华人人物一章,以充分反映当今海外温州人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第五,该书还以相当篇幅,展示了以血缘宗亲、地缘同乡、业缘同行为纽带的华侨华人社团状况。但《简评》也指出尚存一些不足之处。

总之,《温州华侨史》的问世,填补了温州历史上无侨史的空白,为后人继续研究温州华侨史提供了参考。

林环岛文集

林环岛(1904—1940),幼名乐乐,谱名孝乐,学名栋,化名或笔名众多,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派生出来的,为了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自己的革命安全而化名改名的。

清光绪二十九年阴历十一月十八日(1904年1月5日),林环岛生于温州府玉环厅第二十都当辅基北岙顶寮村(今温州市洞头县北岙镇状元巷10号)。其祖先文苑公于清乾隆四年(1739)从福建同安县窑山新厝顶寮迁至浙江北岙顶寮,开山辟地,建立家业,发展生产,人丁两旺。至清末林环岛出世时,已历五世。因此,林氏家族与福建同安县有着世缘的关系。

林环岛在青少年时期就追求革命真理。在温州“浙江省第十师范学校”读书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春,他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早年的革命生涯中结识了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连贯等我党革命先驱。1926年冬,他南下闽垣,投入北伐战争。1927年1月,为中共泉州特别支部成员。1928年春,在上海龙华创办泉漳中学,利用学校讲坛,宣传革命。1929年3月,受党组织派遣到缅甸仰光担任中共侨党地委书记,在华侨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31年2月回国后,在上海、厦门、汕头等地担任报刊编辑、总编,积极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虽然几度回国,但大部分时间在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国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直至1940年12月26日病逝于越南西贡福善医院,年仅36岁。

林环岛是温州地区早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之一,是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优秀党员,是近代杰出的新闻宣传家,是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教育家,是抗日救亡、挽救中华民族严重危机的爱国者,是缅越华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林环岛在短暂的一生中,撰写了数百篇富有针对性、时代性的各类文章,这些文章散见在国内外的报纸、杂志上,长期尘封在那里,鲜为人知。幸而林环岛的遗孀陈淑静保存了他生前寄给家中的许多国内外报刊、日记和书信;林环岛的女儿林黎明奉母之命,并得到中共洞头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不惜代价,不辞辛劳,奔赴全国各地,寻访先父当年的朋友、同事、战友,各方征集,历时近半个世纪,将他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章、文稿、书信、诗、词及联语等基本收齐。以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洞头县委党史办公室名义,聘请我担任《林环岛文集》主编。我根据林黎明提供的资料,经过筛选,去粗存精,按其文体大致分类,并加诠释,历时一年半多,编成《林环岛文集》。这本文集共分五卷:卷一:政论,计99篇;卷二:杂文,计131篇;卷三:诗词戏剧,共76首(个);卷四:日记,计19篇;卷五:书信,计11件。以上五卷,共计48万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6月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刘锡荣为《林环岛文集》作序。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应邀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应邀参加两次国际学术性会议;90年代应邀参加两次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跨世纪后应邀参加三次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应欧洲侨团邀请在奥地利维也纳和德国柏林两次参加国际性研讨会。前者,是参加第八届欧洲华侨华人联合会会议;后者,是参加“全球华侨华人推进和平统一大会”。

2015年9月,是日本关东大地震92年周年,也是温州、处州(今丽水)两地旅日华工在关东大地震期间惨遭杀害92周年。为纪念这次他们先辈在日本的亡灵,应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的邀请赴日本东京参加悼念活动。9月6日下午,我在悼念遇难中国、朝鲜(含韩国)华工纪厅作专题发言。当晚,中国上海918爱国网将我的讲稿2.5万字全文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我应邀参加社会活动较多,社会兼职的虚衔有温州大学校友总会顾问、温州市地方志学会顾问、《温州通史》编纂委员会顾问、温州市世界温州人研究中心顾问、浙江省侨联华侨文化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荣誉理事、温州市历史学会第三届会长。

                                 2019年6月29日初稿

                     7月13日晚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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