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一叶总关情——父亲马允伦与他的43本著作
马邦城
父亲辞世快9个年头了，不思量自难忘，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眼前。也许是惯性思维的缘故，当我写完一篇文章之后，常在一闪念间，总还想将稿件交由他来审阅。蓦然一怔，父亲早已离世，我俩那种“疑义相与析”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毎思及此，内心顿感空落落的，仿佛缺失了一块……。
我与父亲的关系有点特殊，虽为父子，却亦师亦友，一起搭档写作20余年，曾合作出版过12本书、发表过数十篇文章。都说知父莫如子，这天底下，我应该是最了解父亲的人。
一
先父马允伦（1926—2011），出身书香门第，先祖父马翊中，系晚清秀才，省文史馆员，毕业于浙江两级师范，多年在家乡执掌教席，温州新闻界元老赵超构、马星野均出其门下。先祖母蔡墨笑，毕业于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女子学堂——天津北洋女子师范，曾任平阳县立女子小学校长。
父亲幼承家学，喜好文史与写作，上小学时就崭露头角，在叶圣陶主编的《儿童时报》上发表作文，并以全县第一名成绩考入平阳中学。1949年浙大毕业后，参加省干校二期培训，1950年调至瑞安中学，在那里教了28年历史。
父亲初到瑞安时，我尚在襁褓之中，是在瑞中校园里长大的。记忆中还保留着，他带我去见孙正容老先生，要我管他叫“老师公”时的情景。后来，我搬往母亲任教的瑞安县小，直到1963年考上瑞中后，才又过来与父亲同住教工宿舍。
父亲是我的历史任课老师。当年，历届瑞中新生入校的第一堂课就是听父亲主讲他编写的《瑞中校史》。他熟识历史，对教材了如指掌，所教的历史课堪称瑞中“一绝”。每次上课，父亲从不看课本与教案，总是胸有成竹，娓娓道来，颇具“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淡定从容。其间，还不时穿插温州地方乡土历史内容，让学生听得入心入神，津津有味。当同学们对父亲的教学发出由衷的赞叹时，我心里不由地充满了自豪。
父亲上历史课，还有一个号称“标准钟”的拿手绝活，正如上海瑞中校友蔡延璜所描述的那样：“每节上、下课，马老师都绝对准时，当他踏进教室那一刻，正好是上课铃声响起；当他授课完毕、戛然而止时，又正好是下课铃声响起。他从来不会拖堂，哪怕只是一分钟。而且节节如此，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可见他对教学之用心。”
父亲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极少参加文体活动，教学之余，惟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写作。瑞中副校长黄吉光当年就住父亲隔壁，他曾亲口对我说：“你爸确实勤奋，我半夜醒来时，看见他的房间里总是亮着灯光。”
那些年，父亲除了在《人民教育》《浙江教育》《历史教学》等刊物上发表《太平天国时期浙南金钱会起义》《历史教学中进行乡土教育的经验》《教什么、学什么、写什么》等论文外，还相继出版了《浙南金钱会起义》《航海家郑和》《古代名将的故事》《程咬金》《冯子材大败法军》《张俭选布》等6本历史读物，并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近200余篇文章。
想不到“文革”期间，这些笔耕成果被错划为“反动文章”，父亲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二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获得平反，恢复名誉。1978年夏，他参加浙江省高考历史试卷评阅工作，目睹“文革”后考生历史知识之贫乏，父亲在痛心之余，深感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向年轻一代传授历史知识是何等重要。于是，搁笔十年，他又重拾初心，再次投入创作之中。
就在这一年，他被抽调到温州，参加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之后，留在温州师院任教直至退休。在温州的这些年，父亲迎来了人生创作的“井喷期”。他夜以继日，奋力笔耕，决心将“文革”十年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分别在京、沪、浙、辽、川等12家出版社陆续出版了30多本历史读物。此外，还发表了历史论文、历史小说、历史故事等200余篇。多部著作获省、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张俭选布》《包拯审案》等书，被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古代军事家故事》《大义灭亲》《飞将军李广》等10多本书，被荷兰莱顿大学汉文图书馆收藏。他还把我也带上了创作之路，我们合作创作了12本书。
我清晰地记得，我俩最初的合作是在1982年，第一本书是《包拯审案》。当时我正患乙肝，久治不愈，心情郁闷。父亲从温州过来看望我时说，有两家出版社同时约他写书，实在忙不过来，问我可否帮他写点东西。于是由我根据父亲提供的史料，先写成故事，再让他修改把关。
想不到我试写的几篇，父亲看后都挺满意，还说我很有写作的潜质与天赋。书稿寄北京中国少儿出版社后，果然得到认可，这使我信心大增，接下来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又先后与父亲合写了《腥风血雨话当年》《戊戌变法故事》《康熙皇帝故事》《中国古代改革家故事》等书。同时，我俩还联手在《历史文学》《青年一代》《少年文艺》等刊物发表了多篇历史小说与故事，后来汇编成《韩世忠大战黄天荡》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其时，台湾与大陆的民间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父亲的著作也随之传到海峡彼岸。他的《将略奇才》与我俩合作的《包青天审案》在台湾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出版社慕名约请父亲担任30卷的大型画册《画说中国历史》的历史顾问，并请他撰写了其中九、十两卷的文字说明。
1994年9月，我俩在大陆刊物发表过15篇历史纪实文学结集成《读历史话英雄》（上、下）出版。该书在台湾岛内反响强烈，多家媒体推介，并在“好书大家读”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读物。
父亲70岁退休之后，仍继续参与《瓯越文化丛书》《温州文献丛书》《瑞安历史人物传略》等地方文献的编写工作，并担任《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委员，编写出版了《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和《黄光集》两本书。迄今共累计出版43部著作，发行量逾400万册，包括刊发的文章，总字数达500万字，可谓著作等身。
三
父亲曾任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却一生甘守清贫，长期居住在放生池师院50平米的宿舍内，直到逝世，也没住上拆迁后的新房。不少人都替他惋惜，父亲却自诩是个“精神富翁”，从教近半个世纪，桃李遍天下，学生才是他的最大财富！
一枝一叶总关情，父亲留下的那43本著作，是他生命的凝聚，也是留给我的珍贵遗产。他一生学历史、教历史、讲历史、写历史，并将历史与文学巧妙结合，在创作道路上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他治学严谨，尊重史实，从不“戏说”历史，所写每本书、每一篇文章，都充满爱国爱乡的情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父亲逝世后，温州多家媒体刊发悼念文章，《温州日报》刊登章志诚和林树建的《史识渊博 治学严谨》《教书育人 撰书诲人》两篇纪念文章，深切缅怀父亲。温州文史界人士张声和、沈洪保、卢礼阳、夏诗荷等都撰文悼念，由此可见父亲良好的品行操守与口碑。
那天，我读长江韬奋奖得主、法制日报记者陈东升所写《怀念马允伦老师》一文，至最后一段时，不觉泪流满面。2011年12月26日，父亲患病已失去记忆，但临终一刻，他却轻唤着我的名字，还突然冲我一笑。我以为是病情出现转机，却不料那是“回光返照”。父亲在与我最后作别……
父亲走后，我一直坚持写作，相继出版了《瑞安历史名人列传》等4本书，以及30册《中国传统修身故事绘本》的文字说明。如今，另一部30余万字的《温州历史名人故事》也已脱稿。更为可喜的是儿子知遥、知力两人，同样爱好文史，学有专长。薪火传承、家风延续，先父若泉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的。